刘晓光:创业的你,我的故事就到这,你的故事才刚开始

地产圈之外,很多人知道王石,却未必知道刘晓光。刘晓光何许人?

这位首创集团的前任董事长生前曾拥有三重身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共产党的干部和曾经的官员。20年间,刘晓光带领首创集团走出惨淡经营局面,成为资产总值达1600亿元的新型国有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1月16日晚间,这位地产圈叱咤风云的人物与世长辞。杨元庆、潘石屹等一众地产圈老大纷纷发来悼念。

本文以第一人称为口吻,在纪念这位地产圈大佬的同时也给后人一些启示。

甘当中国最早吃螃蟹的人

我,当过兵,也当过工人,上过大学,当过官,也下过海。

1995年,是我命运的拐点。在此之前,我就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一路从商贸处的副处长、处长、总经济师升任计委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那一年,组织上指派我去完成一项整合国有资产的重要任务。这个摊子的资产有97亿,分散在170个公司。我接手这个企业的时候,账面上有一亿多现金,最难的时候,只有300多万现金,工资都发不出。

那个年代,弃官从商是一种趋势。我“下海”后,将体制内存量资产进行市场化运营,在极其复杂的时政背景、市场环境下重构了“首创系”。

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来源于如何塑造国企的体制和机制。

机制不灵的国企迟早要死,迟早的问题。要不死,也像个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从计划经济过渡过来的,它们既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又是政企不分的载体。认清这一点之后,我着手建立企业经营者的股权机制,也就是收益权。我坚持市场化原则,旗下的企业哪家效率高就优先发展哪家。

只要是亏损的企业,就立即消灭。我们提出来亏损一个消灭一个,亏损就消灭,这也是我们的机制。

从1997年到1999年,两年之内,首创集团消灭了下属的8个企业。当时有些人要上街,我说你敢上街,我就告你,为什么我告你呢,我给了你2000万的资本金,你没给我挣钱,亏了,你还告我?我先告你得了。

从商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

十几年的商业“苦海”岁让我收获了名利,但也让我常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刚接手首创集团时,全集团6000多员工没有资金,步履维艰,怎一个惨字了得。即便如此,我那时还是从一家银行借到了1000万。临了,那家银行的负责人送我一句话:“好自为之”。这句告诫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有一次我在医院住院,首创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突然开始收购一只股票,眼看着这只股票从十几块钱跌到几块钱,几个亿就没有了。为了救这只股票,我就跟收购方谈判把那个公司收购过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因为压力大而失眠,每天看英国的恐怖片,然后趴着睡觉,据说这样可以减少压力。

强大的政府背景确实让首创集团从创业之初就占尽了资源优势(1967.052, -15.63, -0.79%),“血管里的血特别红”。但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最终还得市场上见高低。

2003年6月19日,首创置业香港上市。那一年,SARS肆虐,北京、香港恐惧笼罩,人人自危,愁云惨雾造成的经济萧条令人忧心。我于是做了一个决定,要逆市启动首创置业H股上市。尽管不久前,孙宏斌的顺驰和潘石屹的SOHO中国刚刚折戟而归。

我将想法告诉了主承销商汇丰银行,他们的建议是此时不要来香港,最好是7月份上市。但我主意已定。

2003年5月22日,我带着首创置业总裁唐军、副总何光,轻装简从直飞香港,当时飞机场冷冷清清,他们测体温后登机。飞机上仅有7名乘客,每人戴两层口罩,大家紧张得连水都不敢喝,生怕一摘口罩感染SARS,又渴又饿到了香港。

没有人搭理我们,到港后打电话与人联系约谈,别人避之唯恐不及,有的说:“你别来,来也不见,你就是戴着口罩也不见。一些好心的人则劝我们返回,因为所有的地产商都已打道回府了。

我只好利用原有的海外人脉关系自己工作,将香港沉寂的资本市场搅起微澜。一些投资机构开始蠢蠢欲动,认可北京市场,认可首创置业。5月29日我从港返京。刚一天时间,5月31日,汇丰银行来电,让我们即刻返港,市场发生变化,开始复苏。

外国投资者的钱不好拿啊。外国投资者大概是这样一种人:你有本事,可以拿走我200亿的投资,但你要想骗我200万,没门。2003年6月6日,我率领团队赴英国路演,见了99个基金经理,开了40多个会。

这是我从商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经此一役,我成为第一个把中国城市价值推荐到国际融资平台和国际基金面前的城市运营商,也是第一个成功引进国际基金的人。

阿拉善的大梦想

2003年10月,我跟十几个企业家受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去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参加会议。当我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惊呆了——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

当时就有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我前后共打了100多个电话。朋友们都给面子。比如万科的王石就说:“行。”

通过我的朋友再各自去拉朋友,一个拉一个,很快有60多位企业家承诺入会。2004年6月4日,掌管着合计约有两万亿元总资产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汇聚到了月亮湖边。

他们背景不一,民企的、国企的,本土的、海归的,大陆的、港台的。尽管不少人都是叫得出名号来的人物。

在月亮湖边畅谈起未来和梦想时,几个企业家甚至还满怀浪漫地在沙漠里裸奔了一圈儿,但许多人很快意识到,尽管他们个个都是经营企业的高手,但对于治理这样一个环保公益组织,大都是外行。

原先觉得,100个企业家,到那儿还不把小小的沙尘暴给治了?然而请来中科院的专家进行了几次知识普及之后,我们才认识到,沙尘暴根本消灭不了,只能减缓荒漠化的进程。自然因素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那么协会能干什么?我们一时无法达成共识。有人提议种草种树;有人觉得把人畜全部迁出,生态会自然而然得到修复;有人主张办个商会;也有人建议干脆把这些钱存起来去做投资……

好在,当企业家们还没搞清到底要干什么之前,协会执行团队的项目官员和志愿者们已经开进了阿拉善的村子里,协助村民搞起社区建设项目:让农牧民自己选择、自己做主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

然而一向主张走“公司主导的产业化模式”的副会长宋军,却极不赞同协会的这种做法,他决定另行成立一个协会。这一事件,在几个月内竟未引起会长们应有的重视。

杨利川从张树新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很郑重地提笔给会长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分歧倒也罢了,居然搞到另立门户,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钱,那就应该首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这封信“挺起作用的”。信发出4天后,几位副会长相继从出差地赶往北京,会长和副会长们“一个不少地”坐到了一起,进行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此次会后,形成一项制度:执行理事们一年为协会花费多少工作时间,都要由秘书处统计,每年向理事大会汇报。

企业家是天生追求梦想的群体。这个群体有梦想、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做别人做不到的。有冲动,有激情,不断地做梦,把梦实现了,事业就完成了。

我的故事就到这里,你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谁都不甘心,

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但又有多少人,

能成为未来之星?

敢上天揽月的梦想者,

欲下洋捉鳖的挑战者,

天生跳跃式的思想者,

富有激情的寻路人。

虽然每次站起来都带着伤痛,

历练后飞得更高,做得更大。

要么被熊熊烈火烧焦,

要么涅槃成一只浴火的凤凰,

在燃烧的烈火中不断升华!

这就是画像中的彩虹,

这就是风雨中的未来之星!

刘晓光

送给创业中的你

本文信息来源自:财经头条、中国企业家杂志、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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